总体看法是，6个省市的经济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普遍对自身发展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预期持比较乐观态度，认为中央提出2009年保增长的目标有希望完成。同时也看到，这些省市因其自身不同的经济结构特点，表现出不同的抗风险能力与发展可能性的差异。

 

　　一、政策启动看广东，经济面上看江苏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宏观政策怎样做到科学观察、全面评价、合理着手、统领全局？我们在这次调研中一个体会是：政策启动看广东，经济面上看江苏。

 

　　所谓政策启动看广东，是指广东作为沿海外向型经济结构的典型代表，市场化货币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最高，对国际经济的景气、衰退和危机的敏感性最强。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为例，在国内腹地经济尚未有明显变化时，广东出口部门遭受重挫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增长难题和社会经济问题就已经出现。同理，如果国际经济出现复苏，广东也会最先敏感反应。因此，中央宏观政策的启动，无论是反通胀还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宏观调控，其前瞻关注点都应主要放在广东及浙江和上海的经济运行方面，设立专门观察指数，一旦有变，立即行动。

 

　　所谓经济面上看江苏，是指江苏经济具有另一种宏观代表性。江苏的外向型经济依存度和市场化货币化程度，以及对国际经济的景气、衰退和危机的敏感度，都远不如广东、浙江和上海。但江苏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较大，和国内工业化整体趋势比较接近；同时，江苏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比例大致相当，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比较均衡，这就使江苏的经济状况同全国经济的宏观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因此，中央宏观政策的系统性布局和全面性效果，要特别关注江苏以及同江苏有类似特点的山东、天津、辽宁等省市。例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怎样判断我们是否走出了危机的影响等，应主要看以江苏为代表的省市经济运行情况。

 

　　二、区域经济结构平衡是抗风险和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沿海各省份中，江苏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明显好于上海、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发生作用，就是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表现为“四个三元结构”的相对平衡。第一是所有制结构相对平衡。江苏经济的国有资本、国外资本和民营资本都比较强。所有制的三元结构各有“3个1万亿”，即国有资本、国外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注册资本都各超过1万亿元。三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快慢不一，形成了互补格局。第二是省内区域经济分布的三元结构。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地区经济发展各有特色，产业梯度承接较好。第三是产业的三元结构。江苏省的产业分为主导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三大类。这三个产业的发展并行不悖，各有其稳定市场，在国际经济和国内需求变化时都有新的增长点。第四是实体经济的三元结构。江苏的骨干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这种企业结构使产业问题和就业问题不会集中出现在某一类企业中，政府可以分别解决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问题，以保护中小企业保就业，以保护骨干大企业保产业，防止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交织重叠。

 

　　江苏经济的这种结构平衡发展的特征，平时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增长表现，但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比较扎实，尤其是抗御国际经济风险和国内经济波动的能力较强，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中表现出了特别的优势。

 

　　三、中部地区抓住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有可能最先走出增长低谷

 

　　我们在安徽省的调研中看到，该省的整体经济运行状况好于全国，尤其是好于东部地区。现在安徽经济部门的很多同志都在探讨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果抓好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不但有可能最先于全国走出增长低谷，还有可能使开放度较低的中部地区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引擎。我们认为这个分析有一定道理。目前集中了全国70%纺织业、80%服装制造业和90%以上加工贸易的长三角地区，产业规模转移的大趋势已非常明显。安徽等中部地区处于扩大内需的市场腹地，承接产业转移的物流成本相对较低，很容易成为外商投资和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如果能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抓住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未来两年确有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先地区，这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所不具备的条件。

 

　　我们认为，中部地区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抓住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要注重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处理好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关系；二是构建抗风险能力强的完整产业链。在当前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先推进“产业转移”，后推进“产业升级”。最终形成三个完整的产业链，即“东—中部产业梯度发展链”、东部“服务业—制造业一体化链”、“中国—国际产业对接链”。为了尽快形成这三个完整的产业链，在2009—2010年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中，应侧重中部与东部的衔接，确保在2—3年后东部和中部的产业转移能够更加顺畅。如果说1998年的政府基础设施投入主要是为“东部制造”服务，那么10年后的2008年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则应为“中部崛起”打下根基。

 

　　四、上海经济受挫严重，恢复元气期盼中央加大支持力度

 

　　这次我们到上海市进行调研，同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和辽宁的调研有一个明显不同的感觉，就是其他5个省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状况比我们原先预想的好，但上海市的情况比我们原先预想的要更加严重一些，问题和矛盾要更加复杂一些。现在可以大致判断，上海是国内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城市之一。1.经济增长下滑在全国表现特别突出，2008年第三季度增长率仅为8.5%，比全国低0.5个百分点，也是上海16年来增长率首次低于全国水平。2.虚拟经济受冲击最大，内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都蒙受了损失，部分国外资金撤离上海；20008年以来沪市一路走低，至今未见复苏迹象。股市、楼市双降，中等收入阶层大量挤出。3.投资、财政同比下降，上海投资水平已经连续两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1—10月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6%(10月份为3.8%)，远低于同期全国27.2%的水平。自6月份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逐月下降，11月份下降9.5%。4.外向经济发展受挫，不同类型企业外贸订单数量都明显下降，已有外贸订单大批出现撤单现象。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上海市政府沉着应变、积极应对，出台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但在我们的调研交流中，许多上海的同志也非常坦诚地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认为这次上海经济恢复元气的难度很大，走出困境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搞得不好会拖累全国的增长复苏，希望中央考虑到上海经济的战略重要性，进一步加大对上海的支持力度。1.加强中央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规划管理和政策支持。中央最近出台的珠三角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对这一地区的新一轮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希望中央也进一步关注长三角地区的中长期发展问题，由中央政府机构出面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提出解决思路，最后形成类似珠三角中长期发展规划那样的国家发展规划。2.希望中央加大对上海筹办世博会的各方面支持力度。上海世博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战略节点，是中国实现更长时间持续、科学发展的契机，中国发展已进入“世博周期”。受金融危机冲击，现在上海筹办世博会的资金缺口加大，仅在2009年上海各项投资资金缺口已超过千亿元，希望中央在资金、政策等方面加大对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支持力度。3.强化国家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组织领导。中央应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方式，同时授予上海一定的金融市场产品创新的审批和监管权，支持浦东成为国家金融产品创新改革示范区，支持上海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深化资产证券化产品试点，创新航运金融产品等。充分发挥上海金融市场体系的服务、辐射和带动功能。4.完善有利于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财税政策。上海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创新和服务业的驱动，但现行的财税政策已经成为上海推进产业转型、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一个掣肘因素，比如，两税合一后上海的现代服务业企业能否参照先进制造业享受五年过渡期，上海原来给予服务业企业的财政政策如何衔接等等，目前一直没有明确。研发设计企业委托加工的进口设备，无法享受进口设备的免税优惠；研发设计企业无法享受国家对生产型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出口退税手续繁琐，出口产品委托加工过程中的增值税采用“先征后返”方式，占用企业流动资金过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低、税率偏高，导致人力资本高企，上海引进和集聚高端人才没有优势等。（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宏观经济课题组”）